1938年3月下旬，山东枣庄，台儿庄火车站。 一列从徐州开来的铁甲列车缓缓停靠在月台。车门打开，没有乘客下车。车厢里堆满了木箱，箱子上用墨笔写着：七九步枪弹、木柄手榴弹、八二迫击炮弹。搬运的士兵们一言不发地把木箱卸下，扛在肩上，沿着铁路边的战壕往镇子里送。 月台的尽头，一个参谋正在墙上用粉笔更新敌我态势图。图上标注着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位置，那个代表日军主力的红色箭头，已经越过了枣庄，直指台儿庄。参谋写完了最后一个箭头，退后两步看了看，然后把粉笔扔进了墙角的弹药箱里。 这张手绘的地图上，台儿庄被圈在一个小小的椭圆里。这个椭圆南北不过两公里，东西不足三公里。整个镇子的面积，不到五平方公里。放在今天的北京，五平方公里就是两个半颐和园的大小。而在1938年春天那半个月里，这片弹丸之地上集中了中日双方超过八万兵力。 从3月23日战斗全面爆发到4月7日凌晨日军残部突围，前后历时十六天。这十六天发生了什么，多年以后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撰的战史丛书里有一段话，译成中文大意是：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抵抗，超出了我方任何一次战前评估。 台儿庄的地理位置，用商人的眼光看，是四个省的物流交汇点。津浦铁路从天津到南京浦口，陇海铁路从连云港到兰州，两条铁路在徐州交汇，而台儿庄就在徐州东北约四十公里处。加上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，往西可达微山湖，往南直通淮河。1938年的中国，铁路和运河就是经济的主动脉，谁掐住了台儿庄，谁就捏住了华东通向华中的咽喉。 日军进攻台儿庄的战役意图很明确：拿下这个交通枢纽，然后向西推进，在徐州地区歼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。这个计划在日军大本营的文件里有一个非常自信的代号——“徐州作战”。按照日军的估算，从突破台儿庄到占领徐州，大约需要两到三周。 负责主攻的是日军第10师团。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在开战前向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去一封电报，电报里有一句话被后来的战史学者反复引用：军不堪一击，徐州指日可下。 支那 矶谷廉介做出这个判断，有他的依据。1937年12月，日军攻克南京。1938年1月，日军占领济南。从华北到华中，日军势如破竹。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，士气低落，武器弹药严重不足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38年2月的一份评估报告中下了结论：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将在三个月内崩溃。 矶谷廉介和日本参谋本部算错了一件事。他们算的是武器装备，算的是兵力数量，算的是后勤补给，但他们没有算到一样东西。这样东西在军事教科书上没有专门的章节，在战前推演的沙盘上标注不出来，在情报部门的分析报告里也找不到。它不在能被统计的那些参数里。 南京陷落之后，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在徐州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。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川军第41军军长孙震、滇军第60军军长卢汉、桂系第31军军长刘士毅，还有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。李宗仁在会上摊开地图，把台儿庄的位置指给所有人看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后来被收入了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《抗日战史》。原话是：守台儿庄者，死守不退；退者，军法从事。 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，没等到台儿庄战役正式开打就殉国了。他的部队奉命守滕县，滕县在台儿庄西北约四十公里。3月14日，日军第10师团一个加强联队开始进攻滕县。王铭章手上有多少兵力？川军122师辖两个旅四个团，加上师直属部队，满编不到一万人。但他的部队刚从四川步行出川，经历了数千里长途行军，实际到达滕县的战斗兵不足五千人。武器是川造步枪和少量轻机枪，没有反坦克武器，没有空中支援。 王铭章在滕县守了将近十天。日军动用了飞机、坦克、重炮，把滕县城的城墙轰塌了多处。他的指挥部最后退到城内一处民宅，日军步兵已经冲进了院子。他在最后一封发给孙震的电报里只写了几个字：城破，职部官兵无一生还。电报发完，他带着身边的参谋和卫士冲出屋子，与日军展开近距离枪战，身中数弹，倒在院子里。 王铭章殉国那年四十五岁。他是四川新都人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。他的部队出发前，四川民众在成都给他们送行，有人把一坛老酒搬上车，说打完仗回来喝。那坛酒，最后没有人去开封。 王铭章的殉国让李宗仁震怒。他下令第二集团军必须在台儿庄正面顶住，不许后撤一步。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把手上的预备队全部压上了前线。打到最激烈的时候，他给下面的一个师长打电话，问他还能守多久。那个师长说，最多还能守一天。孙连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后来在国民革命军的老兵当中被口口相传了几十年：士兵打完了，你就自己填进去。你填过了，我就来填。 这种打法，在现代军事教科书上会被归类为“不惜代价的防御作战”。它的理论基础是，当一方的火力、机动性和制空权全面落后于对手时，只能用空间换时间，用人命换空间。 台儿庄城内，这种“人命换空间”的残酷性被压缩到了极致。一个连队驻守一条街，一个排守一座院子，一个班守一间屋子。日军步兵进入镇子以后，发现这里的每一扇窗户